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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聊｜李一桐：不破不立不再焦虑，停止内耗一路“狂飙”******
中新网北京2月3日电(刘越)朋友，你最近“狂飙”了吗？
“公生明，廉生威”“风浪越大，鱼越贵”“讲屁话没有用，让别人也节哀”……2023年春节档，扫黑除恶题材剧《狂飙》火遍全平台。作为当之无愧的开年爆款，继强势登顶收视榜单、霸占微博热搜、席卷社交平台后，《狂飙》以豆瓣8.8的高分收官，真正做到了高开高走。
狂飙剧照在“剧带人”的良性效应下，《狂飙》中的张译、张颂文、贾冰等一众演员收获了极大的关注度。老戏骨们自不必多说，主角团中唯一一位90后，饰演“孟钰”的李一桐也是丝毫不怯场，演得了原声爆发戏，接得住实力派的招，表现可圈可点。
一部好剧会给演员带来什么，一个演员又能为角色付出什么？关于《狂飙》，关于“孟钰”，关于自己……这一次，李一桐有话说。
这个记者不好演
“精雕细琢才能让观众共情”
“以往的角色里面没有过记者这个职业，了解也少，所以在这方面比较虚。”无妨，底气不足，就用足够的案头工作将自信心填满——这是李一桐一以贯之的创作方法论，“你越去了解这个人物，就会抓得越准确。”
在拍摄前期，她深入观察了这个行业，并且总结出了一个画像来：“早些年间，好多暗访记者会走到坊间，甚至乔装打扮成不同的人群，比如那种走街串巷卖东西的人、乞丐、吧台小姐。我觉得暗访记者就是百变人，得装啥像啥，才能有效地去获取信息。”
《狂飙》视频截图前期的孟钰又彪又勇，爱憎分明嫉恶如仇，敢于徒手掌掴流氓。用李一桐的话来说，“标准的初生牛犊不怕虎，而且前几集她一直在打安欣，就显得更彪，但是这个度得把握好。”相比前期的外放，到了饰演后期40+的孟钰时，李一桐开始往回收，寻找人物身上的松弛感。
“演20岁到40岁的时候，不要刻意地去做一些改变，故意去演老成稳重。丰富的人生经历才能让个人气质到达松弛，说话的语气神态，对事对人的状态看法，都是自然而然的。”
狂飙剧照。受访者提供难能可贵的是，即便角色跨越时间长，表演难度大，李一桐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节奏，重头戏也完成得可圈可点。在《狂飙》中，孟钰跟踪贩毒人员想要顺藤摸瓜，结果反被绑架。被解救之后，她产生了强烈的应激反应。
从不自觉抽搐的肌肉、翕动的嘴角、转动的眼球，到神经质的碎碎念、哽咽的哭腔，李一桐将“劫后余生”的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这段实打实的演技高光，也是她心目中最难挑战的一场戏。
《狂飙》视频截图“受刺激之后，孟钰产生了一种生理反应，所谓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它呈现的那种反应是你无法自控的。”李一桐认真剖析着自己的思路：“因为我从来没被绑架过，也没有被歹徒谋杀过，不知道激动的情绪应该到达哪个份上。所以那种应激反应需要你多去琢磨，多琢磨，才能呈现出让观众共情的一场戏。”
对阵戏骨不怯场
“我进入了一个顶级叔圈”
人物横跨21年，历经三个时代，前后个性差异极大——如果说这三个前提已经将“孟钰”一角拔高至难以挑战的高度，那么和张译、张颂文、张志坚等一众实力派的对手戏更是容易让年轻演员打退堂鼓。对此，李一桐却表示，“我太兴奋了！”
“我的天，因为里面所有的前辈演员，我觉得我进入了一个顶级叔圈。我好兴奋，你知道吗？”李一桐回忆起自己当时跃跃欲试的状态：“还没开机的时候，我就盼着跟他们每个人都有对手戏。我去求导演，我说我跟张颂文老师有对手戏吗？能不能这里有，跟那个老师有没有，他说你渴求度怎么那么高，我说，你不懂，我太兴奋了。”
《狂飙》视频截图此前在《鹤唳华亭》中，李一桐和饰演孟钰父亲“孟德海”的张志坚及其他几位演员虽然有过对手戏，但场次不多，希望能在《狂飙》中将遗憾弥补回来，“跟前辈演员去对戏的过程当中，他会给你很多灵感，他会指出自己的想法，但不会强加于你。他会让你‘吃’进去，吃进去可能就打开了另外一个开关。”
在《狂飙》的拍摄中，张译可能是打开李一桐身上最多开关的人。安欣和孟钰由前期的青梅竹马、打打闹闹，到后期的爱人错过、分道扬镳，令人唏嘘不已。而提起和张译演对手戏的感受，李一桐则直言，“特别过瘾，已经过瘾到了一天拍24个小时，都觉得亢奋的那种状态。”
《狂飙》视频截图不过，对于和张译演CP这件事，一开始的李一桐还是有些担心，“最初肯定是有压力的，但是他本身就有经验，而且戏那么好，所以我把压力变成了动力。”
有观众调侃，安欣是孟钰的“人肉沙包”，经常被小拳拳捶胸口。就连李一桐本人也自我吐槽，“我怎么常常‘揍’他，我都服了”。
确实，在剧中，安欣总是被孟钰单方面“伤害”。两人在酒吧久别重逢的那场戏，孟钰一巴掌呼向小混混，却错手打到了安欣脸上，两人面面相觑的这一幕逗乐了不少观众。
《狂飙》视频截图面对记者“真打还是借位”的灵魂提问，李一桐皮了一下，“你猜？其实没有。这一巴掌那么响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配合，我打上去的距离一定要把控好，张译老师经验足，他配合起来就会显得更真切了。”
不过，虽然剧里揍得很“过瘾”，但李一桐所说的“特别过瘾”可不是这回事。“那种过瘾存在于我们即兴的碰撞当中，会出来新的不同的东西。比如说我打完他那一巴掌，他拉我走之后的那些话和反应，在本子里都是没有的。”
“你觉得整个人是亢奋的，在接收很多新的东西过来，而不是说我在底下做好了功课，按照原句原点来去处理它，去背它。现场一切都是打破的，都是不可控的，跟老演员老前辈合作的那种新鲜感和亢奋感，会给你带来不同的感受。”
不破不立
停止内耗一路“狂飙”
“在演艺生涯中，对你意义最重大的三个角色是？”
“黄蓉(《射雕英雄传》)、晚媚(《媚者无疆》)和陆文昔(《鹤唳华亭》)。”李一桐几乎没有犹豫地回答。
武侠、言情、古装权谋，无论是题材还是人设，都和“孟钰”不沾边。对李一桐来说，2023是不破不立的一年。一方面，“孟钰”是她一反往常戏路的大胆尝试；另一方面，李一桐参与的某档演技选拔类综艺播出，看似游刃有余的表演下，隐藏着她重塑自我的勇气和决心。
演员写真。受访者提供“以前这种竞技类的东西，需要用高低分去评比的事情，我会抗拒。我不愿意去接受这样不可控的局面，会有一些担心和惧怕。”李一桐坦言，“不接戏的这几个月里来，我的想法有所改变。2023年，我一直在跟自己说，不破不立。不打破一个陈旧的自己，就没有办法去建立一个新的自己。”
2022年末，李一桐的工作停滞了几个月。学习新的舞种和乐器、报个班锻炼身体、在家看看电影和书、参加同学聚会，带家人去旅行……在经历了“自己和自己玩”的阶段后，她迎来了焦虑期。
“我是一个比较会转弯的人，当下碰到问题，我不会一直问怎么办，我下意识想的是，我能怎么样？”和甜美的外表截然不同的，是李一桐性格内核中磅礴的力量感，“如果每天在家里面焦虑，就像骑一个小木马。我也在动，我也在努力，我嘴里也在嘚吧嘚，但是无济于事。因为你骑的是木马，你没有在前进，你在内耗。比如说我停滞了几个月没有去拍戏，你要么解决，要么接受，不要做无用功。”
演员写真。受访者提供度过焦虑期之后，李一桐开始尝试接受新鲜的事物，打破舒适圈，“人在停滞的时候会思考很多问题，我习惯于把很多焦虑和内耗变成动力。第一步就是要打破自己的舒适圈，我愿意去打破，也想尝试更多的可能性。”
在大众的评判标准中，颜值高的年轻演员头顶都悬着一个天秤，“偶像”和“实力”的砝码分列其上。而《狂飙》之后，李一桐头上的天秤，无疑逐渐在往“实力”一侧倾斜。
“你觉得在演员这条赛道上，李一桐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相对多元化，不拘泥于同一类别。”李一桐说：“我对表演有非常强大的欲望，所以必须时刻充实自己。直面问题，多去感受生活，感受自己的内心，还有很大的空间正等着我去摸索，去进步。”(完)
多地发放数万元育儿补贴：能否释放生育潜能，除了发钱还应做什么****** 又一地方政府用“真金白银”激发生育潜能。1月11日，据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卫健委就《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管理办法》初步拟定深圳市育儿补贴标准：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75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2500元；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1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3667元；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年累计发放补贴19000元，平均每年可领取6333元。 深圳市卫健委指出，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澎湃新闻梳理发现，自2021年以来，从省级到市县，目前已有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比较而言，市县的政策措施更细化。从措施内容来看，以现金补贴为主，部分地方还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探索育儿补贴制度，以现金补贴为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印发，明确指出，当前，进一步适应人口形势新变化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新要求，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具有重大意义。 同月，全国优化生育政策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强调切实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与生育政策配套衔接，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这场会议召开次日，四川攀枝花即宣布率先发放育儿补贴金，对2021年6月12日及以后，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孩子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 后来，更多地方陆续开始探索育儿补贴制度。 省级层面上，《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规划》提出，探索对生养子女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浙江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北京明确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此外，湖南、吉林、黑龙江、云南、福建等地均提出通过补贴制度鼓励生育，黑龙江还要求适当向边境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相较于省级层面的要求，一些地级市及区县则出台了更加细化的措施。除较早探索育儿补贴制度的攀枝花市外，陕西省汉中市对夫妻双方以及生育子女的户籍均在该市，符合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和第三个子女的家庭，由子女户籍所在地县区分别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2000元和1万元；湖北省安陆市对本市户籍人口2021年5月31日后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夫妻，每月补贴200元、400元，直至幼儿年满3周岁。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金补贴之上，一些地方叠加探索住房等方面倾斜政策。如，北京市明确，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适当照顾；湖南长沙则对依法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本地户籍家庭，增加1套购房指标，根据家庭未成年子女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县城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4万元的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买商品房时给予3万元的政府补助。 还有一些保障措施包括，江苏省明确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50%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80%的补贴；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规定，在该县辖区内公办幼儿园就读的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生每学年给予1000元的资助，三孩每生每学年给予2000元的资助；安徽省规定，公民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予补助。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表示，育儿补贴，实际上是一种以经济支持为内容的生育支持政策，“支持生育的政策，包括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是经济支持，第二种是劳务支持，比如托育托幼机构的建设，第三种是时间支持，比如育儿假、产假等。” 任远同时指出，育儿补贴在不同地区的效果可能不一样，“在经济发达地区，育儿补贴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因为在这些城市中的生育成本、儿童养育、儿童教育的成本都非常高，以及母亲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非常高，育儿补贴对于生育行为的激励作用不会很高。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生活成本比较低，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也相对较低，同样的育儿补贴，对于提高生育率的效果可能会更为明显。” 对此，任远建议，需要结合不同地区人们的具体生育需求，根据人们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的工作-生活、养育、教育等具体困难，来提供相适应的生育支持政策。比如，一些发达城市中，家庭生育碰到的主要困难可能主要是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冲突，女性的职场压力会降低其生育意愿，此外，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内部育儿有一定困难，因此，对这些地区，可能最主要的生育支持政策要放在托育托幼政策的支持上，以及发挥企业对于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支持作用也很重要。 生育意愿尚未得到满足 深圳市卫健委在此次《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的起草说明中指出，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速持续放缓，结婚率逐年下降，又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人口形势面临重大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生育水平。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15，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生育水平，与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出的稳定在1.8左右的生育水平相去甚远。 在各地陆续探索育儿补贴制度后，公众更关注“真银白银”补贴后的效果。 其实，少子老龄化的问题在日本、韩国也已存在多年，且两个国家都进行了一定育儿补贴政策。 澎湃新闻近日报道，2022年年末，韩国总统直属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公布《人口结构变化应对方案》，将增加育儿假和津贴，并将修改法令使非婚生子女在制度方面不再受到歧视，还将促进移民、外国人和老年人的就业。日本政府则计划从74岁以下人群的医疗保险费用中抽取资金，从今年起将一次性生育补贴提高到5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940元)，较去年增加8万日元。 “日本、韩国生育率的下降，比中国要早，同时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日韩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提供的生育支持政策，对我国的生育服务和支持政策制定有较大启发。”任远说，从已有的文献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津贴政策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韩国，“这也反映出生育补贴政策，对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经济高度发展地区人们生育意愿的支持作用有限。” 任远指出，采取一系列的生育配套服务和支持政策，使一些希望生育但是生育意愿并未满足的人群得到服务和支持，还是可以提高生育水平的，“比如我国的生育意愿现在是1.6到1.9，但是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3，意味着只要通过生育服务和支持，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好的满足，我们的生育水平是能够提高的。”同时，任远提出，在更深层次来看，在现代社会的生育文化中，生育的价值本身在逐步减弱，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发展，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在减弱。如果人们本身并不想生育，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因此，对于国家生育政策来说，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孩子的经济价值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逐步减弱，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才能提高人们的生育动机，再加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才能从根本上使生育动机和生育意愿得到提高。”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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